从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到7月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和8月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争议，法国国内政治的分歧与震荡持续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法国近年来的每一次总统大选，都伴随着观察家们对“勒庞来了”的惊呼。“国民联盟”及其前身“国民阵线”一度被西方主流政党和主流媒体视为洪水猛兽，如今正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前所未有地接近权力的中心。“国民联盟”的崛起有着深远的历史脉络和复杂的时代动因。极右翼力量之所以在法国呈席卷之势，一方面与全球化、代议制、移民与身份认同等问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其自身近年来向主流化和建制派形象的成功转型。
随着“欧洲右转”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政治热词，西方也开始有更多严肃和理性的声音重新审视极右翼。众多学者指出，我们或许不应继续用带有妖魔化和极端化倾向的“极右翼”标签来概括勒庞现象了。勒庞表面上反对的是传统的政党，然而在政党碎片化、政治议题失焦的背景下，勒庞的主张实际上是向法兰西文明的传统回归。这恰恰契合了在当今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法国人对恢复法兰西历史荣光的渴望。本文从今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引起的巨大争议入手，从“文化战争”切入“政治战争”，从历史脉络和现实演变两个维度探究“国民联盟”如何继承了法国右翼民族主义的传统，又如何顺应时势打造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主流化政党形象，法国的“右转”对自身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奥运会开幕式背后的“文化战争”恐怕从来没有一场奥运会开幕式，像巴黎一样在举办国内外引起广泛争议，其内容中的种族、宗教以及性少数群体等多元文化元素令全世界大受震撼。在这场盛大演出中，高卢英雄、路易十四、拿破仑等体现法国历史荣耀的伟大人物全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对贵族的嘲讽（关于断头王后的章节）、对宗教的戏谑（变装皇后们模仿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以及对女性形象和欧洲主义的赞美。关于《最后的晚餐》的段落尤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如潮的批评，梵蒂冈教宗方济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众多政治人物纷纷发声，指斥这些内容是“堕落”和“亵渎”的表现。在法国国内，开幕式同样引发了轩然大波。总导演托马斯·乔利（Thomas Jolly）表示，他想要“一场促进和解与团结的开幕式”，结果似乎事与愿违。其本人和一些参演艺术家都遭到了网暴甚至死亡威胁。在今年法国两场重要选举中呈席卷之势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宣称，开幕式是“一场劫掠法国文化的可耻演出”。尽管总统马克龙等执政党人物挺身而出发声捍卫“艺术的自由”，但巴黎奥组委最终不得不发表声明公开致歉。正如英国《艺术新闻报》（The Art Newspaper）做出的评论——这场“促进和解”的开幕式反而暴露出一个“分裂的法国”。开幕式之争的背后，是极右翼力量与日俱增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尽管总导演乔利意图展现法国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但是这种“开放包容”的理念本身，就是在向极右翼宣扬的价值观宣战。开幕式只是一场早已打响的文化战争的表征，这或许可以从受乔利之邀参与开幕式创作的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身上发现线索。布琼是著名的中世纪史专家，担任法兰西公学院教授，近年来活跃于法国的学术界和媒体界，2018年还曾受邀访华推介其主编的代表作《法兰西世界史》（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的中译本。布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开幕式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向无数人展示历史可以做些什么——历史反对身份的固化，能够提供一种开放、多元、生动而富有活力的叙事。”这一理念在《法兰西世界史》一书中呈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由100多位历史学家集体撰写的作品的序言中，布琼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有一种“政治上的抱负”，试图通过多元论的历史观批驳“如今在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认同上的狭隘”，力争“重塑多样性”。这本书从世界的角度，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边界消解在跨国互动的视野之中。该书甫一出版即遭到泽穆尔（Éric Zemmour）、贝拉米（François-Xavier Bellamy）等右派政治人物的猛烈抨击。特别是泽穆尔，这位曾供职于《费加罗报》的政治记者如今领导着法国极右翼政党“光复党”（Reconquête），近年来其势头一度盖过“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法兰西世界史》出版的次年，泽穆尔在自己的著作《法国的命运》（Destin français）中猛烈抨击当代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通过控制对过去的解释进行一项破坏性的工作，“使法兰西走向安乐死”。他在自己的书里热烈鼓吹法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并预言下一场“法兰西内战”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这本书在社会上取得轰动，登顶畅销榜榜首长达三个月。泽穆尔的预言似乎正在走向现实，如今，这场“内战”正逐渐从思想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由于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阵营在今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马克龙被迫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选举。在6月底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国民联盟”以33.2%的得票率大幅领先马克龙所在的执政党。在7月7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前夕，由布琼领衔的法国1000位历史学家向法国人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民众不要投票给极右翼政党。不知这封公开信是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联盟”领导的极右翼阵营最终得票率屈居第三，位列左翼联盟和执政党联盟之后。尽管如此，“国民联盟”依然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成为国民议会最大的单一政党。执政党阵营和左翼阵营在第二轮选举前临时组织选举联盟，在结果出炉后龃龉不断。相比之下，勒庞领导的极右翼阵营稳扎稳打、攻城略地，用选举结果向世人宣示：法国的右转已经势不可当，极右翼力量取得政权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可被视为中左翼阵营在文化领域发起的一场“反击战”。这一反击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场的态势，却足够响亮，但同时也将“两个法国”之间的深刻分歧充分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法兰西究竟是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布道者，还是圣女贞德、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等伟大人物的继承人？这一分歧并不是当今时代才出现的。▍“国民阵线”与两次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合流从古至今，法国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始终处在中心位置，法国的这种历史地位成为全体法国人民族自豪感和“法兰西例外主义”的来源。然而，法国大革命造就了“两个法国”，催生了左右之间的二元对立，也使得对法兰西光辉形象的认识出现了左右分野。在左派看来，法兰西是一个“政治民族”，所有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人们都应该成为法兰西大家庭的一部分。不过，这种看似包容的“博爱”对贵族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却充满了不包容。在右派看来，法兰西的荣耀植根于历史和种族。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自由派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在其代表作《欧洲文明史》中指出，法国拥有“特殊的命运”，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法兰西具有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但这不意味着法国的地理边界与文化特性应当消逝，反而需要在他者的映衬下得到凸显。这一分歧在大革命爆发后就已初显端倪，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持续影响着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之争。从历史上看，法国极右翼运动的若干次高潮，都伴随着对法兰西文明走向衰落的深刻危机感。这一危机感扎根于社会大众的集体心态，同时也利用着这种心态。19世纪下半叶，普法战争的失败成为法国人的奇耻大辱，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了拿破仑三世政权的倒台，而且成为当时法国右派的精神伤痕，由此推动了第一波右翼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在1874年才进入权威的法语词典。当时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如勒南、巴雷斯、贝玑、莫拉斯等都诉诸历史、宗教和传统来为法国复兴寻找药方，在他们看来，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外国人窃取了法兰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特别是作家莫拉斯发起的以破产乡绅为主体的“法兰西行动”运动，明确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议会制度和反犹太主义的思想。这波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结束之后，法国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光辉三十年”之间实现经济振兴。然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全面的副作用也在逐渐累积和显现。莫拉斯曾断言，没有单数的进步（un Progrès），只有复数的进步（des progrès）。这句话非常契合战后初期的法国社会。法国是一个中小工商业和地产主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的国家，受制于此，法国的工业化在欧洲国家中推进得较为缓慢且很不均衡。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法国兴起了一场以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小地主为主体的又一波右翼运动，这场运动的领袖是法国外省的一个书商布热德。布热德运动兴起的背景有三个方面：经济方面，法国社会的中下阶层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农村空心化以及工商业集中化的威胁，经济社会转型和消费主义革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政治方面，从美国传入的“专家治国”理论在法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在美国出版的《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一书被译介到法国，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政界和思想界。社会方面，左派知识分子从20世纪中期开始活跃在舆论舞台上，这一现象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达到高潮。代表中下阶层发声的布热德运动，其矛头正指向这三个方面——反对大工业化和消费主义，反对专家治国，反对知识分子。在布热德及其追随者看来，大资本家、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代表着法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精英，三者的共谋垄断了社会的财富，损害了真正代表法国精神的中下阶层普罗大众的利益。在1956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布热德运动取得52席（得票率为11.6%），一举成为当时法国政坛中一支引人瞩目的力量。该运动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原因有二：其一，布热德运动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今时代颇为相似，例如以代议制为基础的精英政治遭遇危机，以资本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转型造成一部分人利益受损，以左翼知识界为主流的社会舆论冲击传统价值观等等。其二，今天“国民联盟”的前身“国民阵线”（FN）的创始人让-玛丽·勒庞（又称老勒庞）曾担任布热德运动的党团主席，其在70年代创建的“国民阵线”也忠实地继承了布热德运动乃至19世纪以来法国极右翼政治力量的理念传统。在“国民阵线”崛起的上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新现象是出现了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潮。法国自19世纪至今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其中前两次都以南欧、英国和中东欧等欧洲内部移民为主。进入上世纪60～70年代，欧洲内部输入的劳动力已经难以满足法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法国政府先后同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签署了引进劳工的合同，并给予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免签入法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的结果是，来自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到80年代增至移民总人口的近40%，其中阿尔及利亚人成为最大外国移民群体。这些伊斯兰移民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同以基督教文明为特征的法国社会格格不入，大量出现的移民冲击了本国人的心理防线，滋生了本国人的身份焦虑。老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巧妙地抓住了法国中下阶层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双重失落感，并在二者之间搭建了符合常识的逻辑关联，推动了上文述及的两次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合流。这一合流的后果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从1974年到2007年，老勒庞前后5次参选总统，得票率屡创新高，特别是在2002年大选第一轮投票中一举击败左翼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使后者被迫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右翼候选人希拉克，以避免老勒庞的当选。尽管老勒庞的总统梦没能实现，但是支撑“国民阵线”的民众力量渊源有自，且因应时势不断壮大。当“国民阵线”的接力棒交到如今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手中时，极右翼走向历史前台的时代机遇正在逐渐成熟。 ▍“极右翼”还是“新右翼”？“国民联盟”的主流化2011年，老勒庞之女、42岁的玛丽娜·勒庞女承父业，成为“国民阵线”（2018年更名为“国民联盟”）的新掌门人。勒庞接手“国民阵线”至今的十余年中，持续发酵的世界变局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勒庞本人的支持率也在不断攀升。勒庞先后参加了2012年、2017年和2022年的三次大选，得票率从2012年第一轮的17.9%一路涨到2022年第二轮的41.46%，问鼎之势如同破竹。“国民阵线”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一方面受益于法国日趋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其自身向主流靠拢的形象变革。就外部环境而言，政治上，法国的代议制逐渐失灵。法国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实行的都是两轮多数投票制，这一安排有利于通过制度的约束避免激进政党上台，从而维持政局的稳定，但制度设计无法克服民意的分裂。尽管马克龙在2017年和2022年两次当选总统，但民众基础并不牢固，其经济层面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和文化层面的进步主义取向难以取悦大多数法国人。直到今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之前，执政党一直在议会中居相对多数，在马克龙主导下通过了税收、退休等多项极富争议的改革。然而当代议制民主无法反映相当一部分群体的民意之时，黄马甲运动、大罢工和大游行便轮番上演，给民粹主义提供了契机。在经济层面上，逆全球化趋势这一长期因素，以及由疫情、战争等造成的能源和生活成本危机这些短期因素，共同预告了新自由主义和勒庞口中的“野蛮的全球主义”的退潮。在勒庞看来，这种“野蛮的全球主义”是万恶之源，导致了法国的去工业化和移民浪潮，损害了工薪阶层和农民的利益，使法国普通人丧失了购买力。在2022年大选期间，“购买力”成为一个“图腾般的词语”，具有浓厚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购买行为是社会地位的保证，一旦失去购买力，人们会产生一种“社会失格”的焦虑。在今天的法国，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口约为2500万，占法国总人口不到40%，其余法国人都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指出，全球化的受益者构成了马克龙阵营的主体，然而在中小城镇，去工业化使得这部分法国人愈加难以获取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工作机会。中产阶层通常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早在19世纪上半叶左右派之间刚出现分野不久时，新生的自由主义中右派就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的主要依靠。在“光辉三十年”期间，布热德运动未能掀起巨大的波澜，要归功于中产阶层的平稳增长。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中产阶层的缓慢衰落使得“国民阵线”的阶层基础扩大。有统计显示，法国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自2008年以来近于停滞。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也在加剧，中产下层占中产阶层总人口的60%，中产下层及以下的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60%。法国蒙田研究所认为，当中产阶层不再能从现有的再分配制度中获益时，现有制度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尽管马克龙政府采取了提高社会福利、发放生活补贴等举措，总理阿塔尔甚至承诺为中产阶层出台一项“马歇尔计划”，但都收效甚微，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逻辑。在文化层面上，“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一方面忧虑于外来文化对法国基督教文明的侵蚀，另一方面也对左翼知识分子宣扬的身份政治等议题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外来移民和“政治正确”解构了法兰西文明的伟大，而这是众多法国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民调机构奥多克萨（Odoxa）今年3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对马克龙邀请黑皮肤的马里裔歌手中村阿雅（Aya Nakamura）在开幕式献唱的举动，63%的受访对象不赞同，73%的受访对象认为其带有非洲风情的歌曲不能代表法国音乐。开幕式之后，泽穆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马克龙、布琼、伊达尔戈（现任巴黎市长，来自左翼社会党）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想给我们强加一个法兰西形象，但这个形象不是我们的，就连外国人都感到震惊或悲哀。”面对上述局面，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摸准了法国民心求变的态势，将“购买力”和“反移民”作为2022年大选的核心主张。出于这两大主张，“国民联盟”提出降低个人所得税、减免社会分摊金、发放创造就业的津贴、反对自由贸易和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等计划，以提高各行业公民的购买力；加强边境管控、调整庇护政策、实施更加严格的就地出生权（droit du sol）和归化政策等纲领，以弱化移民给法国社会造成的冲击。如果说在全球化尚处于上升期的老勒庞时代，“国民阵线”还只代表一部分群体的声音，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世界各国普遍重拾民族国家边界的时代转折期，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已经用选举的成绩，为“法国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法兰西”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抛开外部因素，“国民联盟”近年来的主流化趋势同样值得关注。这从“国民阵线”的更名就可见一斑。2018年，勒庞提议将“国民阵线”改为“国民联盟”，这一方面有助于展示该党乐于同其他党派团结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扭转“阵线”一词引发的关于“抗议”的负面联想，由此表明该党已经做好从“抗议党”转型为“执政党”的准备。“国民联盟”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主流化变革：首先，自从勒庞接任领袖以来，这个被外界描绘成极端力量的党派，已经多次通过与更为极端激进的声音切割来稳固自身走向主流的形象。2015年，“国民阵线”执委会决定将该党创始人、名誉主席老勒庞开除出党，理由是老勒庞的种族主义和反犹言论影响了该党的形象。2021年，比勒庞更激进的“光复党”领袖泽穆尔发表了侮辱女性的言论，“国民联盟”随即与之拉开距离。勒庞在媒体上表示，泽穆尔在经济、女性及移民问题上与现实脱节。2024年，在欧洲议会选举的前夕，“国民联盟”联合意大利联盟党，将德国选择党从欧洲议会极右翼党团“身份与民主”（ID）中开除，该党9名议员均遭驱逐。开除的理由是，勒庞对德国选择党在移民和对纳粹历史的认知等问题上的立场感到不满。其次，在核心议题方面坚持原则的同时，适度软化政策主张，为进行国内跨党派合作和推进国际交往保留空间。勒庞本人在2022年大选期间就喊出了“为了全体法国人”的口号。在欧盟议题上，将目标设定为实现法国国内法效力高于欧盟法，放弃前些年提出的脱离欧盟和脱离欧元区的主张；在乌克兰议题上，一方面反对使法国沦为北约打压俄罗斯的工具，另一方面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以及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接受乌克兰难民；在边境议题上，主张在强化管控的同时，不应取消欧盟公民跨国流动的便利化措施；在移民议题上，强调管控而非全盘排斥移民，特别是与种族歧视、反犹主义和鼓吹暴力的政治群体划清界限。实际上，“国民联盟”在移民等议题上的立场，已经同共和党等传统右翼几无二致。正因如此，带领部分共和党议员加入“国民联盟”的共和党领袖西奥蒂（Eric Ciotti）在今年6月讲道：“我们讲的是同样的事，不要再制造对立的假象了。”由此可见，阻碍传统政党与“国民联盟”合作的更多是政治禁忌而非具体议题。最后，在社交网络和大众媒体的时代，“国民联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勒庞在2022年11月将党首之位让与“95后”的巴尔德拉，自己退居幕后专心准备下一届总统大选。年轻的巴尔德拉拥有“国民联盟”所需要的几乎全部素质：外形俊朗，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在社交媒体拥有超过200万的粉丝，热衷于在竞选现场与年轻人互动和自拍,等等。这些素质显然有助于打破法国人对老勒庞领导“国民阵线”时代的刻板印象，彰显该党与时俱进的活力。“国民联盟”的主流化，其背后是对法国当代政治议题的校正和重塑。“国民联盟”反的是传统政党，捍卫的却是在法兰西民族历史中长期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全球化进程传播的不仅是资本和技术，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近年来，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传统政党走向异化，政治议题逐渐失焦，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失去有机的联结，传统政党愈加难以满足社会大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期待。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劳埃德撰文指出，勒庞连同意大利的梅洛尼、瑞典的奥克松，应被视为欧洲“新右翼”而非“极右翼”的代表，他们崇尚“民主的民族主义”，相信民众的诉求和克制。“新右翼”立场相对温和，在执政后也会同大多数西方国家保持步调一致，因此不存在“极右翼”接管欧洲政治的情况。照此看来，法国的“右转”乃至欧洲的“右转”，只是政党政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再校准和再回归。▍“我们的胜利只是被推迟了”今年7月，“国民联盟”未如外界所预见的那样取得国民议会的过半席位，然而勒庞对此并不悲观。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她讲出了被广为引用的那句话：“潮水正在上涨。（虽然）这次没有涨得足够高，但它会继续上涨，我们的胜利只是被推迟了。”这令笔者想到2017年在巴黎观察马克龙与勒庞两大阵营竞选集会的亲身体验。在马克龙的集会上，人们被欧盟的旗帜、缤纷的色彩和充满活力的非洲鼓点所淹没。然而勒庞的集会里，整个会场光线昏暗，只有勒庞发表演说的主席台被明亮耀眼的镭射灯所聚焦。现场几乎看不到白人以外的其他肤色，所有人如同信徒一样将目光汇聚在勒庞这位“救世主”的身上。会场播放的背景音乐选自法国作曲家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波莱罗舞曲》。这首管弦乐作品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之交的1928年，整曲采用了渐强的形式，激昂的旋律中交织着神秘和诡异，最后在热烈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国民联盟”选择这一作品在集会现场循环播放，似乎在讲述自身的奋斗史——从默默无闻的边缘小党，一路吸引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加入行进的队伍——结尾的高潮，或许在向支持者们预言一个光明的未来。法国大革命至今已经200多年，但在很多法国人看来，革命并没有终结。法国大革命既宣扬了崇尚博爱的普世精神，也激发了法国人民对祖国至上的认同感。19世纪，民族主义一度成为时代热潮。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在各个层面的推进，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法国社会经受了左翼思想的洗礼。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例外主义，拥抱了全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这一选择一方面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整体进步，另一方面也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分工和移民浪潮，给一向富有民族自豪感的法国人造成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双重冲击。许多人发现，短短数十年之间，自己身处其中的法国已经变得陌生，法国不再是路易十四的法国、拿破仑的法国和戴高乐的法国。“危急中的祖国”（这个概念来自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亟待新时代的“圣女贞德”来拯救。在“国民联盟”的支持者看来，勒庞或许就是其心目中的贞德，能够力挽狂澜以重建法国的团结、重拾法兰西文明的价值观、重现法兰西的大国荣光。曾几何时，中派力量是第五共和国赖以维持稳定的政治根基。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派力量与激进力量的博弈，或许正在走向下一个临界点。 编辑 | 韩书敏、渡波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7期，原题为《从“自由平等博爱”的幻梦中拯救祖国？——法国国家道路之争中的“国民联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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